对待“群租”应去除“整治”思维

■社论

去年，浙江在全国率先废除暂住证而实行居住证制度，其所包含的公共治理智慧，未必不可以引用到对于“群租”的治理，那就是把租房户当成“居民”一样看待——如何对待居民，就如何对待租房者

城市出租房乱象中，最让人头痛的当属“群租”。像上海、广州都专门针对“群租”出台了法规，禁止“群租”，但效果并不好。而且还引起公共舆论的批评，认为这样的法规缺少应有的人文关怀，罔顾房价飞涨与年轻人收入低微的现实。

当然也有不少人支持禁止群租，其中一个理由是“外来工有权居住在没有安全隐患的房子”。话说得很好听，问题是这个“没有安全隐患的房子”谁给提供，价格又是多少？还有人建议以“廉租房”来解决“群租”问题，更是远水难解近渴了。

而更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单租可以，“群租”就不行呢？确有不少群租者行为不太检点，四邻为其所苦，但也不应否认，并非所有“群租”都是如此，相对而言，非群租者给周围居民造成扰嚷的事，也所在多有，并没有人因此主张禁止房屋出租。也

就是说，需要规范的是租房人的行为，而不是租房本身。有些出租户甚至质问：“也不是没有原住户行为不检的，难道可以因此禁止他们住自己的房子吗？”这句质问其实揭示出了“群租”问题的真问题——群租者与单租者、原居民，作为“居民”的性质是一样的，其间的差异只在各自与房屋所有权的关系。

去年，浙江在全国率先废除暂住证而实行居住证制度，其所包含的公共治理智慧，未必不可以引用到对于“群租”的治理，那就是把租房户当成“居民”一样看待——如何对待居民，就如何对待租房者，而不必出台针对性法规。对于“群租”可能存在的扰民问题，应该发挥社区自治的作用，通过提醒、协商、告诫等方式，让其自觉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相信绝大多数承租户都具有基本的公民素质而能从善如流；即使这样的“先礼”不见效果，还可以“后兵”嘛——要警察来解决问题，该警告的警告，该处罚的处罚。

对于群租，政府所体现的角色应该首先是一个服务者，而不是“整治”者。针对很多出租房存在的安全隐患，政府要通过有效管理予以消除，以保障居住者的安全，而不是把安全隐患当成“整治”的借口。即使对于那些将房子隔成很多小房子的出租户（这些小房间至少比香港的笼子大多了），政府也应首先肯定其为解决城市人口居住问题所做的贡献，然后才是晓以利害，让其清楚并履行作为出租者应负的责任。

知名学者熊培云有新著《重新发现社会》，该书认为长期以来，中国只有政府没有社会或者政府太大、社会太小；该书强调“社会”的重要性，认为很多事情更适宜由“社会”来做，政府插手反而可能越帮越乱。如今的“群租”，正是需要“社会”自己解决的事情——通过社区自治、社区公约（一同群租者也可彼此建立公约），更通过居民间相互的包容与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