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造成了中外大学捐赠的悬殊差距呢？除了慈善文化和社会心理等因素外，最根本的恐怕还在于，我们缺乏一个能有效促进慈善良性发展、积极互动的体制机制环境。比如我们的大学缺乏一种优异的教育培养体制机制环境
20日中国校友会网首次发布“2010中国大学富豪校友捐赠榜”。其中，浙江大学校友段永平“最慷慨”，累计捐赠2.48亿，荣登榜首；清华大学四位校友联合捐赠2.2亿，名列第二；北京大学校友黄怒波捐赠1亿地产，列第三。
慈善性的教育捐赠，目前在我国，总体来说还是比较稀罕之事，更何况“捐赠”之前还有“富豪”这样耀目的关键词。这种背景下，“2010中国大学富豪校友捐赠榜”显然极为夺人眼球。
但在这里，更想指出的一点是，就校友捐赠这件事本身来说，“富豪”并不是最有价值的看点和关键，而看点和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才能构建起一个更具常态普遍性的校友捐赠？须知，对于慈善捐赠，富豪固然能起到积极的示范引领作用，但任何时候，真正支撑这一事业、为其提供深厚基础的都不是少数富豪，而是能够助推“积土成山、积水成渊”效应形
成的制度环境。如在美国，其每年几千亿的慈善捐赠中，固然不乏盖茨、巴菲特这样的大富豪，但其所有捐款的75%均来自普通美国人。
与过去相比，这些年我国慈善捐赠事业已有了巨大发展，无论是捐赠规模，还是参与人数均有显著增长。但同样毋庸讳言的是，与社会的现实需要、特别是横向与国外慈善捐赠发达的国家相比，我们在这方面还显得相当滞后。
具体到大学教育或校友捐赠，同样如此。有资料显示，在中国人民大学每年所需的8亿元开支中，“社会捐赠的数目可以忽略不计”。而美国耶鲁大学每年20亿美元开支，30%来自各界捐赠。事实上，不止耶鲁，美国的大学，无论公立还是私立，包括校友在内的社会捐赠都是其办学经费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来源，私立大学的比例常常高达20%左右，而公立大学一般也有近10%。
是什么造成了中外大学捐赠的悬殊差距呢？除了慈善文化和社会心理等因素外，最根本的恐怕还在于，我们缺乏一个能有效促进慈善良性发展、积极互动的体制机制环境。比如我们的大学缺乏一种优异的教育培养体制机制环境。相反，这些年，我们更容易看到的是，国内大学环境日趋远离“净土”的势利化，如热衷于为官员、富豪开办各种华而不实的在职培训班、批发文凭学位；将学生三六九等“按经济状况安排宿舍”；越来越多教授不安心于“传道授业解惑”、而热衷于各种名利双收的课题讲座。
关于这一点，最近被热议的“人大毕业生张磊向耶鲁捐款888万美元”事件，应该说是一个生动的见证。张磊何以捐给美国“改变了我一生”的“第二母校”，而不是国内的“第一母校”，无疑值得所有国内大学认真反思。
当然，除了大学本身的体制机制环境外，社会之于慈善捐赠的支持、保障环境等，也十分重要，比如为慈善捐赠免税、抵税的税收管理环境。不能不说，与国外相比，我们这方面的体制机制环境同样滞后，一方面，捐赠免费的范围依然很狭窄，另一方面免税的手续也显得极为繁琐。
相关报道详见A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