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几个很好的朋友，都是在大学里认识的。那时候人还单纯，心也还干净，交往起来没有任何的利害关系，感情也长久。后来我们各奔东西，并不常有见面的机会，好在我们都散在一些大城市里，总是趁着各种机会相聚，见面也不会无话可说。
有一个朋友去了北京，在偌大的京城里混得不错，坐在企业高管的位置上，过着怎么算都能算上的中产生活。认识她超过十年，这十年里，我们互相看着对方一路走得跌跌撞撞，我看她恋爱、分手、再恋爱到结婚，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不停游走；她看我换城市、换工作，逐渐收敛桀骜的脾气。
她是我去北京必见的人，这个冬天，我们坐在一个尼泊尔风格的餐厅里，听她讲她的工作、她的生活，我常晃神，十年前她在学校里的样子，和眼前这个无论从穿着打扮到行为举止都颇为稳重的职业女性形象互相重叠。一个镜头定格在我脑中，那是剧社排练的间隙，她穿着一条浅绿色的网球连身裙，坐在舞台正中间的椅子上发呆。她是那个剧社的社长，我是副社长，我们恒久不变的话题，都是如何痴迷孟京辉的《先锋戏剧档案》；如何在没有看过孟的任何一出戏的情况下，对着剧本排我们的毕业大戏《恋爱的犀牛》；如何让她毁了我那时颇为得意的结局——我让她在马路开枪杀犀牛的时候，在二楼抓住一尺红绫的一头，把另一头扔下来，她却来了个抛绣球……新版《恋爱的犀牛》巡演到杭州的时候，我在剧场里给她发了短信：“我在看《恋爱的犀牛》。”她淡淡地回答，“已经看过三遍了。”
我常在想，如果十年前在学校的时候能预见到现在的我们，我们是不是会扔下这看似无聊的剧社，把更多精力扔在为职场的准备上，也未可知。但我们确实走到了各自现在的道路上，没有规划也无法预测，就像眼前的道路，也一样没有规划无法预测。在那个北京寒冷的冬夜分手，看着她打车远去，她或许会越来越职业化，也可能哪天抛下一切跟随她的上师去修行；而我将继续我卖字为生的工作，用力抵抗心里的一部分麻木，变成我眼里的僵死——他们所谓的“成熟”。我感觉得到，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正在和对方分道扬镳，但也未尝不可能在某个点上再做交集。就像分分合合的小虎队。
梦露的御用摄影师，那个拍摄了肯尼迪遇刺、黑人民权运动、越南战争等无数历史事件的美国人劳伦斯·席勒曾对我说过，美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十年就这么过去了，他作为亲历者，只有在回头看的时候，才会感觉到那个时代的伟大。
时代如此，每个人的道路也如此。人生就是一条不归路，它的乐趣在于它的未知性，无论愤怒、悲哀、喜悦，还是高兴，它们都会在前面的某一个地方等着你，等着和你撞个满怀，然后目送你继续摇摇晃晃闷头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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