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前，山城重庆曾爆发过规模为中国同期之最的“文革”武斗。死难者被分散掩埋于重庆市区约24处。随着岁月流转，这些墓地或被搬迁或被铲除，至今保存完好的仅一处，位于沙坪公园。
根据沙坪公园管理处的数据，墓园里有113座墓碑，共掩埋有531人，其中404人死于“文革”中的武斗。
当地人称它为“红卫兵墓”，据称，这是一个全国仅有的保存完整的“文革”墓群。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围绕这个墓园的是去留的问题。
“销毁”还是保存，争议一直持续到2009年底。2009年12月15日，红卫兵墓被重庆市纳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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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墓“毁”还是“存”
2010年1月12日，记者走进雨后的墓园。这里满是半枯半荣的鬼针草、矢车菊。
墓园西高东低，布局杂乱，有一条通往深处的中央小道勉强做中轴，左右两侧的墓碑皆疏密无序。
曾在武斗中指挥掩埋尸体的郑志胜老人回忆，“最初就是乱埋，各个单位就近找地方，先来先埋，先左后右，逐步往后移”。
这里多是合葬墓，最大的墓埋了37人，分三层掩埋，层与层之间用预制板分隔。
墓园中碑型各异，有的碑顶嵌有派别名号的火炬。碑文有“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头”等。
红卫兵墓园的研究者、重庆出版社编辑陈晓文根据碑文资料考证，墓园中的逝者，工人约占到58.9%，红卫兵约40%。年龄最小的14岁，最大的60岁，其中26岁以上者46.5%。
墓园占地约3000平米，正门右侧有“文革墓群”字样。有数个墓碑，高出了石墙。有些墓碑上的文字已剥落或模糊。
专家认为，这个承载着历史的墓园，因风吹雨打正在自然损毁，必须提到法律高度进行保护与抢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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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仅存的红卫兵墓园
67岁的郑志胜说，他如今每次进墓园，都泪流满面。
1967年重庆武斗期间，郑志胜是重庆大学电机系毕业待分配的本科生。他接到的任务是处理尸体，同学送他绰号“尸长”。经他手的尸体近300具，其中送往沙坪公园埋葬的200多具。
老郑说，墓园所在的地方，解放前是开明绅士饶国模的私产。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逝世后，饶主动捐地作为墓园，时称“八路军公墓”。周恩来的父亲、邓颖超的母亲曾埋于此处，上世纪50年代中期迁移。上世纪60年代初期，墓园埋葬了几名中印战争中牺牲的烈士。
“文革”期间，重庆武斗惨烈，在1967年夏至1968年夏一年左右的时间，重庆市武斗见于官方记载的就有31次，动用枪、炮、坦克、炮船等军械兵器计24次，645人死亡。
据介绍，沙坪公园内墓园的造墓立碑，是1967年6月到1969年1月。
沙坪公园管理处负责搜集、整理红卫兵墓园资料的研究员李中华介绍，重庆当时七区三县，相类似的红卫兵墓群有24个，建设厂清水池、重大松林坡、体育馆、牛角沱大桥南桥头、朝天门码头街心花园等处，当年都有掩埋红卫兵的墓地。
后来，其中23处墓地或被强制搬迁或被直接铲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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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次面临被铲除境遇
根据陈晓文、李中华等研究者的调查，“文革”武斗结束后，上世纪70年代，红卫兵墓园曾一度损坏严重。根据陈晓文《重庆红卫兵墓地素描》的描述：“当时墓园仅靠一堵失修颓圮的土墙与相邻的农村生产队隔断，附近农民逾墙撬走上好的石板、建房做宅基石、盖猪圈。
1975年全面整顿时修葺公园，才砌整了与外界隔离封闭的院墙，墓园方始得到最低限度的保护。”
不过石墙仍不能使该处墓地免遭破坏。郑志胜回忆，1976年底，因武斗中牵扯命案他正处于羁押状态，他与几名狱友外出运粮时，向看守请求到墓园看看。他们刚进门口，便看见一群农民正猛撬墓基，打算抬墓碑石回家。
而随葬品中有钢盔、枪械的传闻，也让盗墓者时常明目张胆在墓地里挖掘，死者的遗骨被散落一地。
据沙平坝区文保部门介绍，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廖博康到墓园走了一圈，并未直接表态。随后，他批示了“三不原则”：不拆除、不宣传、不开放。随后，由民政局拨款修建了更高更结实的围墙。后来，沙坪公园修建了一条从公园通往墓园的石板路，形成了今天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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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言引发了文保关注度
围绕墓园的“拆除”风波并未就此平息。沙坪公园管理处主任钱立全介绍，到2005年，重庆再度传出有房地产开发商要将红卫兵墓园拆除，对这一地段进行商品房开发的消息。此消息一出，引发强烈关注。重庆众多人士积极奔走，呼吁保护墓园。
而许多人通过互联网了解到了重庆有一处红卫兵墓园。
沙坪坝区原文物局书记吴波介绍，沙坪公园附近地理位置好，商业价值高，2005年前后商业开发正如火如荼。不过，当年开发商的意见一提出，即遭到众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强烈反对。
他说，当年高校、民主党派反对拆墓的声音尤其强烈，他们希望此事得到慎重对待。
吴波回忆，此提议原本不在政府规划中，最终也未被列入土地开发议事日程。
钱立全介绍，对于墓地的“威胁”除了商业开发之外，还有家属提出要迁移尸骨。他回忆，2003年或2004年，有个家在贵阳的死者家属提出，希望把死者的尸骨迁出，以便进入其家族墓地。
那是个合葬墓，虽然公园方清楚死者埋在哪个角，但只要迁出一个，就会造成墓地的严重破坏。于是，钱立全接连两次给那家人写信，希望从文物、从历史的角度，不要迁移。“我还说，他在这里有战友陪着，不孤独。”
最终，家属方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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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艰难的证人调查
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落在了沙坪公园管理处的头上。钱立全介绍，因管理处无资金、无政策支持，此项工作一直处于“半休眠”状态。一直到2007年，转机出现。
这年的4月4日，国务院下发了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的通知。此时有人建议，沙坪公园应抓住机会。
之后，公园管理处聘请了李中华、王友群、秦本志三人组成调查组，开始半公开地对墓园的史料及当年的经历者、死者亲朋等进行调查。
三人调查小组从2007年9月开始运作。李中华介绍，此后连着两个春节，他们都在墓园中度过。因为死者的家属、同事、同学、朋友等，春节期间会到墓园吊唁。此外就是清明节时来人多。
李中华等人的任务之一，就是与他们进行对话，搜集原始资料，“这是非常艰难的过程”。
通常，对方都不愿提往事，“不想谈，不愿谈”，而一旦旧事重提，伤疤带来的痛苦可能“殃及”李中华他们，有人会骂人，“他们很大一股怨气，40年来无处发泄”。
此外，时间太久远了，很多人记忆模糊。李中华说，另一方面，当事人纷纷老去，有时约好了见面，要见面时却发现人死了，或者中风了，这样的情况发生过十几次。
李中华介绍，调查组共走访了2000多人，其中1200人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最终，形成了30万字的文本。目前，已了解了100多人的生平、死亡日期和原因，但仍有300多人没有搜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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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机会的文物申报
没有“合法地位”就没有文保经费，沙坪坝区文物局吴波说，很长一段时间内，只能做到“保存”，离“保护”还有距离。
为防盗墓及游人翻越铁门进入墓园，沙坪公园管理处聘请了3名保安全天进行监控。
直到2008年4月10日，国家文物局在无锡召开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论坛。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提出，应对“公社运动、大跃进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等时期的代表性、典型性的建筑物、构筑物采用正确的方法进行合理保护”。
此后，重庆红卫兵墓园的调查组和申报文物，才处在了公开状态。
钱立全回忆，沙坪坝区市人大、政协领导也敢说这个事了，区和市文物局才高度重视这个墓地，多次到现场查看，反复组织专家论证。
按照文物申请的流程，先由沙坪公园管理处向沙坪坝区申请成为区级文物，再由沙坪坝区文物局向重庆市文物局提交申请，方能成为市级文物。
李中华说，向沙坪坝区提交申请很顺利，2008年七八月填申报，很快获得通过。之后，2009年年初，沙坪公园专门组织了人，重新整理资料递交申请到重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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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墓园有了说法
2009年12月15日，重庆市公布了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共193处，红卫兵墓园名列其中。
据介绍，申报文物时，有关方面对墓园名称作过斟酌，考虑过武斗墓、文革墓等，民间研究者曾钟还曾建议恢复原名“复元寺公墓”。最终，定名为红卫兵墓园。
墓园成为文物后，钱立全认为公园管理处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避免“建设性破坏”。
红卫兵墓地在阳光雨露下已经很久，钱立全认为，操之过急反而容易损害文物。文物修整还需要请专家讨论、规划、出方案，园内目前暂时什么都不动。
据悉，目前重庆红卫兵墓园在做申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前期准备工作。不过，有关人士接受采访时说，目前申报时机还不成熟。
钱立全认为，红卫兵墓园成为文物，体现了重庆市政府的开明。
有关人士认为，红卫兵墓园成为文物保护单位，说明国人以史为鉴意识、在对历史的认识上更加成熟，看待历史更加理性。新京报
